美国住房面积的计算方法与中国不同，他们说的面积是有供暖的室内使用面积，车库、地下室、阁楼等如果没有供暖都不算面积，均属赠送。

后来我们知道，那只是一个文字中的理想社区、一个根本经不起现实对照的梦而已。其实，包括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在内的由政府直接参与的非市场化住房的是是非非，社会各界争论了一年多，至今仍然是各说各话，见仁见智。

相反，坏处倒是一大堆。住建部、民政部和财政部三部委近日联合发出通知，明确廉租房家庭再购买其他住房的，应当办理廉租房退出手续;对骗取廉租住房保障、恶意欠租、无正当理由长期空置，违规转租、出借、调换和转让廉租住房等行为，可以收回廉租房。我始终喜欢提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全世界范围内来看，经济适用房或廉租房这类政府直接参与的所谓保障性住房在美国是最少的，但美国恰恰是住房问题解决得最好的国家?每个中国大城市里都有改革开放前遗留下来的一大片一大片工人新村，过去我们曾经一遍又一遍地被教导说：那里的环境多么整齐洁净、生活多么朴素健康、人心多么积极向上……总之，那是一片流淌着美德和正义的人间乐土。我们曾经带着痛苦主动地从这个梦中走出来，那些曾经光荣无比的工人新村，也渐渐地被商品化的高楼大厦所覆盖。在这里，我并不想深入讨论廉租房(公租房)可能滋生的低效浪费、暗箱操作甚至寻租腐败之类的问题，而只想提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在当下的社会民意和制度环境之下，政府已经租出去的房子，可能收得回来吗?首先我得声明，我绝无意贬低那些有资格承租廉租房的低收入人士的道德觉悟。

换句话说，我认为，廉租房只能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存在，必须将它的规模压到最低，而不是相反地将解决住房难题的希望寄托在它身上。令人遗憾的是，今天，当社会矛盾日益突出时，越来越多的人不是向前去探索新路，而是回头重拾那个已经被证明是空中楼阁的迷梦…… 进入专题： 廉租房 。小时候我想要一本黄胄的画册，过了好长时间也没有得到，可失望了。

所以他们举棋不定、进退为难。可是，今天的青年志愿者至少不比当年的差，汶川地震救灾中的那些故事，就是放到1965年也是响当当的。理想和现实的距离,哪一代青年都会遇到《中国青年》：很多人都知道，您年轻时下乡在完达山狩猎7年，当今的青年人可能没有那样的波折与传奇，但是也会面临着蜗居、蚁族之类的困境，对于媒体所谓失梦的一代，您有什么期望或建议吗？周其仁：理想与现实有距离，甚至有冲突，应该是哪一代人都会遇到的吧？不同的只是时代背景不一样，理想与现实矛盾的具体内容也许有点不同。就我接触到的同学，还有我访问过的很多机构像阿里巴巴公司的那些年轻人，我可不认为他们是所谓失梦的一代。

中国的渐进式先易后难，把好改的先改了，留下一些相当难啃的骨头。事后比较，多数人认为中国的渐进策略优于前苏联的激进策略。

那个危机的货币环境是金本位体制，市场恐慌了谁也难有大作为。这个问题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文化，即人情社会的传统使然。如果说什么是最大的障碍，我以为还是改革的动力问题。把这些抽象的普世价值作为中国发展的目标，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这样看，摸着石头过河所表述的知行互动、多样化局部试验、给行得通的做法提供合法化的承认等等这一套，即使在今天和明天也依然有效。所有这些权力主体，一起在市场里竞争。我知道的经济学，从一个角度看，就是关于如何在有限资源的约束下对多个目标做出选择的学问。几年前我讲过一个观点：国家权力不上轨道，私人产权很难上轨道。

今天你去上海可能不再注意国际饭店，而整条长江到底有多少座长江大桥，再也算不得新闻。美国经济高度发达，其进口需求经由金融而形成，金融危机当然冲击需求，但只要金融稳下来，它的进口需求还是会上来的。

当时有判断，认为中国既然过渡依赖外需，而美国和发达国家经济出了大问题，中国就一定被连累得不轻。更麻烦的地方，是因为易改的改了，经济上收到了成效，人们对还要不要再改革攻坚，就不容易达成共识。

改革前夜，农民人均纯收入一年只134元人民币，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就是几百元。此外，中国连续多年高速增长，内需是存在的。譬如几亿种地的农民吃不饱饭，不改过不下去，所以包产到户。民间、地方、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冲动还是非常强烈。《中国青年》：邓小平形容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您认为在改革开放走过了30年之后，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更长远明晰的国家策略？周其仁：从认知的角度看，实践理性永远比少数精英规划、设计的理性更为可靠。《中国青年》：能否寄希望于政治体制改革？在您看来，这是邓小平未完成的事业。

现在要面对的是应对危机时所付出的那些代价，如货币过于宽松，还有财政负债、主权债务危机等等。由于具备了合法强制力的国家权力也下了海，凭权力设租寻租，就做不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开放之初，偌大一个中国的全部出口，一年不足100亿美元，从来不需要担心什么过度依赖外需。当然，强调基于经验的实践理性，并不排斥理念——那些在长久的人类社会生活的经验里提炼出来、又经受经验检验过的抽象准则。

叶利钦似乎认为既然要搞市场经济，那就从西方市场经济里请个高明的专家设计出一个改革路线图，照单改就是了。在台面之下，权力搅买卖的活动天天包围着那些看起来很像老板、其实还是官员的干部，腐败的发生就不是个别人的道德问题，而是体制转型中的系统性风险。

周其仁：实践证明，邓小平在1986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关系的论点，并没有过时。摸着石头过河，即使在今天和明天依然有效《中国青年》：改革的过程中派生了腐败，在您看来，腐败和改革赛跑的现象，是人情社会的侵蚀还是因为制度安排的不完善造成的？周其仁：这的确是个严重问题，或许可以说是渐进改革策略还要面对的最大挑战。至于中国，去年信贷增加九万多亿，广义货币的增加超过GDP增长很多，更早就不能称之为危机了。这是与前苏联的改革路径比较而得出的结论。

要国家权力及官员的行为上轨道，就离不开政治约束条件和机制，这就离不开政治体制的改革。未来充满不确定性，所以应该没有什么人可能把什么都想全了，然后规划一个理想社会让大家进去就获得现成的享受。

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诚如我在这本集子里梳理的，早期的改革开放都是逼出来的。

那不也是很注重物质吗？当然，当年学雷锋运动如火如荼，我们的确心甘情愿地做过不少好人好事。由于运转不下去，才放权改革。

美国股市2009年3月后涨了60个百分点，那还叫危机？西方政要不肯断然宣布退出刺激政策，不是他们的经济没有复苏，而是经济复苏与就业脱了节，成为所谓无就业增长的复苏。在逻辑上，过去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其实就是把整个国民经济组织成一个超级国家公司，党政企不分、权力高度集中。要是没有改革开放，今天人们常讲的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不可能这样强劲有力。不过这也落下了一个问题。

现在因为改革成功，再也难有类似当年那种逼的形式，结果就说改革的多，实际改得少。西方的市场经济是多少年多少代社会经济法律关系演化的结果，即便有专家知道当今市场经济是怎样一回事，也并不一定知道那套经济究竟是如何来的，更不知道怎样从一个超级国家公司（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

但是当代的美国欧洲，哪个还实行金本位制？都是法定不可兑现的货币——市场中人怕了，政府只要有胆印了票子用直升飞机撒，别的麻烦会有，但像美国历史上那样的大萧条却不可能再现。我以为在那种情况下，再富裕也不用担心只注重物质的下一代。

我还认为，说本次美国金融危机比1929-1933年危机还严重，恐怕有点言过其实。作为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把国民经济搞得如此翻天覆地，做对的事情就是改革开放。